刑事诉讼法毕业论文摘要,论滥用狱侦耳目”的危害及其防治——以张辉、张高平冤案为视角的反思(2)

狱服刑,却留在了看守所内.而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协助” 机关取得有罪供述,使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而进入庭审阶段后,袁连芳又以证人身份出现于法庭.可见,“狱侦耳目”从开始设立到使用,会经历执行、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这4个刑事诉讼阶段,牵涉 机关、看守所、监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多个办案主体.

二、“狱侦耳目”被滥用的原因剖析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侦查权的主体限于 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缉私机构,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均无权行使.所以,指派“狱侦耳目”实施侦查措施的行为,毫无疑问应当被否定,但这种明显违背刑事诉讼法基本法理和规定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存在于我国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4个方面.

(一)“打击敌人、惩罚犯罪”惯性思维的影响

自建国以来,我国在刑事治安方面长期奉行“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理念.如今,虽然“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观已成为了基本共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被明确写入了《刑事诉讼法》中,但“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的惯性思维仍未消除,诸如强调破案率、破案速度以及“命案必破”这样的刑事政策均是该思想的集中体现.正是迫于这些不科学政策和机制产生的压力, 机关干警才会在“侦破案件,完成考核任务”与“规范执法,尊重保障人权”冲突时选择前者,才敢于在侦查过程中使用“狱侦耳目”这样的非法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制化程度不高,相关法律规定含糊不清

与受到学界重点关注的常规侦查领域相比,对技术侦查的理论研究总体而言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这是导致该方面立法进程缓慢和实践做法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专节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但其未能将各类措施的概念、适用范围、使用方法等予以明确化.具体到涉及“狱侦耳目”的规定上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 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有关人员”究竟包含哪些人员?是否只要符合“查明案情”和“必要时”的条件,任何人包括服刑人员都可以进行隐匿侦查?法律的不明态度,使 机关在侦查实践中有了“打擦边球”的机会,为“狱侦耳目”的滥用留下了大量空间.

(三) 机关的侦查权过于强大,受到的制约较为有限

机关作为主要的刑事案件侦查机关,不仅被视为“政法机关”的重要一员,且由于党内组织体系的缘故,其地位远高于法院、检察院[3].这种“一家独大、缺乏限制”的权力格局,对“狱侦耳目”的滥用,至少在以下两点上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第一,职能上的混同.袁连芳在河南、浙江两起案件中的活动地点都位于看守所内,这与我国未决羁押场所的设置密切相关.在我国,看守所由 机关下属的监所管理总队管辖,受同一上级领导.因此,看守所的羁押职能基本服务于 机关的侦查职能,审前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实际上处于 机关的控制之下.正因为是在“自家的地盘”上, 机关才能够如此方便地选取并安排耳目与犯罪嫌疑人同处一监,将各种任务布置给耳目以及听取耳目报告.

第二,侦查监督的失效.我国的刑事审前阶段缺乏任何司法审查制度,对该阶段进行监督的任务主要落在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部门身上.但由于监督手段、方式、途径等方面的不足,加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 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互相配合”原则的影响,检察机关对 机关侦查活动,特别是看守所、监狱内侦查活动的监督,一直未达到应有的力度和实效.

(四)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能力不足,需要利用“狱侦耳目”来寻找案件的突破口

刑事案件的侦破对侦查机关来说始终是一项艰巨的考验,而我国当前处于转型时期、刑事案件高发这一特殊情况,对侦查机关的破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而言,我国 机关仍然停留在“依靠强大权力弥补有限能力”的破案模式上[4],不仅在侦查观念上处于滞后状态,而且因为在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建设上起步较晚,其调查取证、作出判断更多是依靠以往积累的办案经验,高科技手段使用的频率很低.在张辉、张高平案中,若当时的道路监控、DNA鉴定、痕迹鉴定等技术能够起到应有作用,那么在侦查阶段就有很大机会排除“二张”作案的嫌疑, 机关也不会致力于使用“狱侦耳目”来突破口供.

三、滥用“狱侦耳目”的危害性分析

国家权力的触角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侦查权不断膨胀的今天,“狱侦耳目”的存在无疑会让这一态势朝着更为危险的境地迈进.这种非法侦查手段带来的危害,不但会威胁公民个人的财产、生命和自由,而且将动摇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一)容易发生各种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 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而“狱侦耳目”的主体是在押服刑人员,其大都未受过专业的侦查技能训练和法律知识培养,且缺乏人权尊重和保障观念.由他们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其本身带有的功利主义倾向会十分突出.毕竟,他们希望出狱或者至少提前出狱[5],所以只要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无论侦查机关交给他们什么任务,他们都会遵照执行.即便没有侦查机关授意,他们也很可能为了逼取被讯问人的有罪供述,而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讯问的质量根本无法得到保障,而且连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益都将失去保护.

(二)误导检察院和

论滥用狱侦耳目”的危害及其防治——以张辉、张高平冤案为视角的反思
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和耳目毕业论文摘要

法院,大幅增加错误起诉和错误审判的可能性

袁连芳参与的两起案件最终都被证明为冤案,绝非出于巧合.因为“狱侦耳目”的设立非常隐蔽,除了侦查机关内部人员和耳目自己外,他人根本无从知晓,也很难有充足证据证明某耳目确实为某侦查人员所指派.所以,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尽管在事实上完全不具备证据资格,但从表面上来看常常“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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